此后，国务院、党中央分别多次发文强调全口径预算的重要性，[14]2014年《预算法》的全面修改将此政策上升为法律，预算完整性原则得以逐步深化和细化。
但在公法领域，过去未必有意识地将其与主观权利的概念结合起来。如后文二(三)部分所述，这一定式与德国的保护规范说基本相同。
[39]Léon Michoud, La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morale et son application au droit fran?ais,t.2,3eéd., 1932, p.9et s.参见仲野武志『公権力の行使概念の研究』(有斐閣、2007年)157頁的批判。[38]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108頁以下。(三)主观权利观念的端倪 在法国，也存在一些学者，即便没有全面接受，但也比上述学者更为肯定性地接纳德国的公权论和国家法人论，更广泛地肯定私人对行政作用的权利。[17] (二)组织与关系的法的表达——奥里乌[18] 1.与此相对，莫里斯·奥里乌认为，给遵守公共服务理念的组织设定范围的权力是行政制度。而且在现在，因行政行为违法而侵害权利是撤销诉讼的本案胜诉要件(《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1款)。
这种分节化、分权化、协作的根据，除了实效性地保护并实现各种利益、扩充参政权之外，有时也在于摄取实现公益的必要专门知识和技术。执行决定等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临时的法的问题，具有临时的效力，可通过越权诉讼来控制。（二）重塑人的尊严的价值内涵 人是目的构成了人的尊严的价值内核，奠定了以宪法为根基的法律体系的道德哲学基石。
[3]还有学者认为，算法不具备内在观点与自主意识，人类社会的运作过分依赖算法，可能会产生现在尚无法清楚预估的高复杂度系统风险。虽然智能算法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计算能力和速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算法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更不意味着人类对此没有充分的规制能力。[18][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34]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
[26]有学者认为：人的尊严可以视同为凯尔森所言的基础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占有基础地位。[44]丁晓东：《算法与歧视：从美国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
当自动化决策造成了歧视性后果，如何理性地加以评价并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呢？这一系列的疑问并不是杞人忧天的疑虑，因为智能算法已经注入生活，有学者就将当前的社会称为算法社会（Algorithmic Society）。有学者质疑，所谓的智慧法院和智慧城市是否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其背后渗透着工具主义、实用主义，[37]而很可能忽略了对人的价值的必要省思。参见刘友华：《算法偏见及其规制路径研究》，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6期。[12]算法系统的运作机制是从大量行为主体的历史实然行为向应然规范转变，这也会引发疑问（为何过去应当决定未来）。
最后，从根源上看，算法歧视的普遍发生，背后乃是算法权力的兴起与异化，放任算法技术的应用将会减损人的价值。[5]2018年4月16日，英国议会下属的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发布长达180页的报告《英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计划、能力与志向》，其中包括22份口头证据和223份书面证据。使用算法同时缺乏应有的规制，可能会形成人对算法的过度依赖。只有跳脱出技术崇拜，充分意识到技术运用的非理性，在以维护人的尊严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下去构建和完善算法运用的规制路径，算法技术的运用方能契合人类心性的发展。
所谓的技术作恶并不是想象，而是存在于人们普遍的生活。形式平等要求支撑算法决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是不存在偏差的，但实际上困难重重。
总之，不论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区别对待，还是对歧视的社会现实的映射，算法歧视都是在否定人发展的多样性，缺乏对多元社会价值的包容，使得遭受算法歧视的个体权利受到限制，人格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第24条对婚姻自由、平等权利的规定中也强调尊重个人尊严。
[13]归根结底，算法决策运用的是归纳的逻辑方法，是对历史经验的提炼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行政决策中人类形式上的参与无法掩盖算法作出实质决策的真相。凯西·奥尼尔直言算法是一种毁灭性武器，[53]姑且不论这一判断是否过于偏激，但是对技术运用的风险及非理性是需要适度规制的。（二）算法歧视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人不是数据，更不是电子痕迹的汇总，但技术正在使数据得到处理和整合，形成各种各样的自动化区分、评分、排序和决策，这些活动反过来使人们的真实自我在社会层面变得无关紧要。（四）特定重大领域应慎重应用算法决策系统 鉴于算法决策系统的运用可能存在歧视性等风险，对于特定重大领域应用算法决策或辅助决策应慎重考量。如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
还有学者认为，人的尊严条款首先应被视为是凯尔森意义上的基础规范。[56]See Sandra G. Mayson, Bias In, Bias Out, 128 Yale Law Journal 2218(2019). [57]881 N. W.2d 749(Wis.2016). [58]Cathy 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2016, P.162. 作者简介：洪丹娜，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51]这便是国家对算法歧视进行立法规制的有益尝试，随着算法系统的广泛应用，立法规制的条文也将会逐步丰富和完善。[45]参见前注[10]，崔靖梓文。
[40]John Cheney- Lippold, We Are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aking of Our Digital Selv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02. [41]参见前注[29]，王旭文 [4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一）算法歧视对人的物化有悖人是目的的伦理要求 效益最大化导向的算法目标设定可能忽视了人是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背离了人的尊严的价值内核。
[27]人的尊严是每个人的共同体资格的担保，也是共同体的根本法。新兴科技能够被纳入以尊严为中心的价值评判体现之中。此外，还有些算法规则的设计直接以个别化的方式来建构，这与平等的一般原理明显相悖，缺乏正当性基础，如大数据杀熟中的价格歧视恰恰是针对特定和个别的主体进行特殊调整。（三）适度规制算法权力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权力形态，导致了算力即权力的新现象，同时也使传统上的用来抗衡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面对更隐蔽、更无所不在、更多元化的权力技术的侵蚀。
[29]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原则不仅是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之出发点，同时构成宪法限权规范及宪法整体制度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理，进而构成一国整体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理。[29]参见王旭：《宪法上的尊严理论及其体系化》，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52]参见前注[10]，崔靖梓文。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公权力与算法权力的合谋，公权力运用算法决策应通过审慎的考量并接受必要的监督。
[19]齐延平：《人的尊严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规范》，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5期。[1]例如，算法预测模型广泛地应用于个性化定价和推荐、信用评分、工作应聘的简历筛选、警察搜集潜在嫌疑人等诸多领域。
它一方面削弱了决策者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受算法决策约束的对象群体的主体性地位。作为宪法价值的尊严是每个现代法治体系的必然内涵。一、算法歧视对人的价值的冲击 不可否认，智能算法的运用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立足于大数据之上，算法通过对海量数据样本的全盘分析可能得以窥探事物的全貌，避免人类因有限的观察体验而产生的局限性，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并尽力排除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由此作出更为科学的判断。[8]参见郑智航、徐昭曦：《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
[9]当算法被描绘成合理、客观的决策工具却隐含着歧视时，受算法决策影响的对象群体将更难以获得权利救济。[52]当技术发展越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越要缩限其运用的边界，因为超乎想象的发展步伐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既有规制框架发生了明显的滞后性，缺乏人类价值指引的技术，很可能会成为对抗人的恶的力量，很可能存在削弱人的主体性的风险，损害作为最高价值的人的尊严。
参见前注[19]，齐延平文。算法经常披着自动化决策的外衣，给人以不可规制的假象，其实算法都是根据人的意志设计的，留有一些可调参数可以被规制和引导。
[21]参见王锴：《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就人工智能而言，尊严构成了技术实践的制约性伦理要素。
